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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及其实践

1987 年4 月,在中国武汉召开的卡尔·波普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索罗斯先生提供了他的书面发言《我与卡尔·波普尔》。他在这篇发言中回顾了自己50 年代初期在伦敦经济学院读大学本科时,他的导师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对他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对他的重大启示是,它揭示了人类认知活动所具有的那种本质的不完备性。人们只能在一个不断批判的过程中接近真理,在这个过程中的一切判断都只是暂时有效的并且都是证伪的对象。在他大学毕业后,他就抱着这样一种哲学信念投入到金融搏击的生涯之中。起初,他构造的金融市场机制理论与波普尔的思想模式有奇妙的相似之处,但在理论与实际的多次反复后,他对波普尔的哲学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在波普尔看来,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和标准。索罗斯的新认识则是,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同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在后者中,参与者的思想成为所要认识的事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事态的发展并不具有对于思想的独立性,因此,在自然科学中适宜的方法,在社会现象的研究中不再适宜。在此基础上,索罗斯很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理论——反身性原理。

所谓反身性,索罗斯使用的英文词是Reflexivity ,它表示参与者的思想和它们所参与的事态都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二者之间不但相互作用,而且相互决定,不存在任何对称或对应。在人们活动的政治、经济、历史等领域中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一种反身性的关联。反身性这个概念也许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但建立在反身性理论之上的历史观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同点。马克思主义是决定论的,而这种新的辩证法,通过参与者的决择建立在对事物固有的不完备认识之上这一论证,提出了一种不确定原理。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发展,不论是对我们解释社会现象的方式,还是对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都有着深远的意义。索罗斯将这一认识应用于他的金融实践。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无论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功还是失误,都不足以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或谬误性。不过,在吃惊之余却又给人一种恍然大悟之感。他之所以把他的理论称之为充满神秘色彩的“炼金术”,不是正好暗示他的理论同他的实践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反身性的关联吗?不可否认,他是一位举世罕见的金融奇才,他在股票、货币、期货、黄金等买卖中所作的大多数预测都是成功的,这使他由一个贫穷的匈牙利移民跃升为经营资产规模达100 多亿美元的量子基金掌管人。他的惊人成就说明他不愧是“金融炼金术”的大师,而他的“理论”不过是他的这种炼金术的启示录。

值得注意的是,索罗斯在论证自己的原理时,对比了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他认为,人的思想对于事态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同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测不准)性相似。从这一对比中,他似乎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某种自然科学的根据。这一点令人深思,我们知道,量子力学是人类建立的关于微观过程的宏观度量表现理论,它告诉我们,对微观客体的任何一次测量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宏观仪器的影响,因而不可能同时准确地测量微观粒子的坐标和动量、时间和能量。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准确地掌握微观过程的客观规律。例如,某种微观粒子在一定势场中的状态函数(波函数),以及表征其各种物理量的本征值,都是可以精确地测量或计算出来的。社会历史过程与微观量的宏观测量过程相比,虽然参与者的思想对于过程事态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观察者的宏观仪器的影响,但是,量子力学的确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在承认参与者的这种影响的前提下,还是有可能获得历史过程事态的某种客观信息。换句话说,在参与者的思想成为事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事态的发展结果仍然具有某种可以客观化的成分,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对此进行预测。索罗斯先生在本书中介绍了他应用反身性原理进行历时试验的情况,事实表明他的多数预测是成功的,这不能不说在思维者参与的事态中确有某种可以客观化并加以正确预测的成分。索罗斯正确地看到了有思维参与的历史过程的不确定性,看到了主流市场经济学理论由于忽视这一因素而导致的根本缺陷,创造性地提出了反身性原理。我认为,这是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新起点。由此出发,可望获得惊人的新成果。但是,由此出发之后,也有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怀疑甚至完全否定事态发展的任何客观性和可预测性,这是我们应当避免的。进一步的工作应当放在有积极意义的探索上,就是力求发现反身性过程中可以客观化和可以进行科学预测的成分,这种成分确实是存在的。作为一个案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大思想家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他是最看重参与者的思想对于历史过程有巨大的作用的思想家,但他同时又坚决相信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在中国八年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一书,众所周知,他对这场战争的预测,成为历史学的惊人绝唱。他也有过头的时候,他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企图通过半强制性的“斗私批修”,一举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问题,结果造成了空前的悲剧。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如何从反身性过程中去把握具体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也就是拨开“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炼金术”的迷雾,从历史现实中去发掘那一个个具体的可操作、可预测的客观性,努力寻找在社会现象研究中可以应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地方。事实上,索罗斯在他的金融实践中已经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他却断然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任何积极作用,并且根本反对“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本身,这一点是我不能赞同的。

我本人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的研究,也正是由于这种研究使我注意到1987年在武汉召开的那次会议,并由此获知索罗斯其人及哲学,他的反身性原理立即引起我的兴趣。199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特意让我的研究生侯纯和孙忠把它译成中文。这是一本内涵深刻的书,我认为,多下点功夫去读这本书是值得的。这本书无论对于那些一心想掌握“赚钱哲学”的人,还是对于那些以理性思维为乐,想探究金融、经济、政治、社会、历史、人生奥秘和哲理的人,都是有益的。

海南省行政学院教授柳树滋

1999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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