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投机原理》第1章 由赌徒到市场宗师:一位专业投机者的历程

专业投机原理》第1章 由赌徒到市场宗师:一位专业投机者的历程

人们称我为交易者,但这本书主要是为投机者与投资者而写——如果你了解这三项名词的差异,可以发现其中的矛盾。所以,首先让我做一件政客永远不曾做的事:界定我的用词。任何市场同时都存在三种价格的趋势:短期趋势,它可能持续数天至数个星期;中期趋势,它可能持续数个星期至数个月;长期趋势,它可能持续数个月至数年。在市场中,存在三种基本类型的参与者:交易者、投机者与投资者。

交易者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盘中交易或短期趋势上。他们买卖股票、债券、商品或任何交易工具,时间框架都在数分钟至数星期之内。投机者专注于中期趋势,他们建立市场头寸,并持有一段大约数个星期至数个月的时间。投资者主要是考虑长期趋势,持有的头寸可以长达数个月至数年之久。

进一步讨论前,我希望表明我的立场。当我提及投机者时,我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当我使用这项名词时,它仅代表上述说明的意思:主要是参与中期趋势的市场玩家。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投机行为经常被赋与一种负面的涵义。一般来说,投机者被视为是炒作股票、房地产或其他交易工具的人。然而,事实上,所有市场的投机者都是根据中期的价格趋势,希望通过买、卖行为获利。投机者可以为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流动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促进金融资产的平顺转移,并通过资产配置让它们发挥最佳的功能。本书其他部分还会进一步区分投机者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差别。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大体是扮演投机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是我扮演的唯一角色。因为我曾参与所有三种趋势。在我所进行的每笔交易中,我都熟悉相关知识。所以我应该可以被称为:一位愿意投资的投机性交易者。因为缺乏更适当的名词,所以我选用“交易者”这个头衔。

以我处理金融市场的方法来说,这三种行为都有相互重叠之处;换言之,投机行为的原理,经过适当的调整之后,它们也适用于交易与投资。如果你了解投机行为,你可以相当容易地转换为交易者或投资者的角色。更重要地,就近10年来市场呈现的剧烈价格波动而言,我坚决相信,任何买、卖行为如果不了解进、出市场的重要性,或不根据中期趋势调整投资组合的结构,都是相当愚蠢的。这便是我决定将本书主题锁定在投机行为上的理由。

本书内容是根据我对投机艺术的了解,摘选其中精义部分构成。此处所谓的艺术是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并不是指真正的艺术。然而,犹如每一位画家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每位投机者也有独特的市场风格。虽说如此,但每一位真正成功的市场玩家都必须运用一套类似的工具:根据一套有效性始终不变的根本理念与知识拟定决策。从我的知识中,包括我对于其他投机者的观察在内,我将抽取最根本的精义提供给你。

我的投机方法,综合各方而知识,包括:胜算、市场与其交易工具、技术分析、统计概率、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心理学以及哲学。我花费了10年时间(1966至1976年)取得相关知识,并将它们组织为有系统的格式。在1974年之前,我是根据普通常识、技术分析、以及谨慎的风险管理进行交易。之后,我学习如何由宏观的角度交易。如果金融交易有一个最致命的缺失,那便是根据单一的事件拟定投资或交易的决策——在不了解整体风险的情况下投人资金。若希望了解整体的风险,仅有一种方法:通过学习系统性的知识。

在讲解我的方法与知识前,让我概略说明我的交易生涯,并解释一些关键的发展,它们引导我逐渐形成投机的知识。在1966年至1977年之间的11年,就像我的学徒期间(很长的学徒期间),经过这段训练后,我掌握了一个毕生难逢的良机:在1978年3月至1986年9月间,我通过InterstateSecuritise成为一位独立作业的承包人。在这段期间,我交易股票、债券、期货(包括:商品与指数)以及各种选择权,我每年平均收人60万美元,其中包括我个人的帐户,以及在“50—50盈/亏均摊”的基础上与国际证券公司和少数其他金融机构合作。我觉得我已经发现了毕生追求的自由。

对于自由的渴望

就我来说,自由不仅仅代表政治上的自由;它代表一种根据自己理想与希望过活的能力,这需要一种全然独立的经济条件,而唯有赤裸裸地抢劫或自身的愚蠢才可能丧失。即使是在10岁出头时,我的心目中,送报或送货的工作便相当于是奴隶的生活——大多外来的控制。所以,我便以自己较能够控制的方式赚钱:赌博。

我并不是从事实际的赌博,我是投机。赌博必须承担不利胜算的风险,例如:彩券或吃角子老虎。投机是在掌握有利胜算的情况下才承担风险。投机的艺术包括许多能力。精确地解释当时的状况;掌握胜算;知道如何下赌注,即使是在输的情况下,你仍能够参与下一盘赌局;具备心理的纪律,执行客观的知识,而不是由情绪主导决策。

对我来说,“赌博”从来不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我开始学习扑克时,我阅读所有相关书籍,并发现输赢的关键是在于如何管理胜算;换言之,当你持有的牌可以掌握胜算时便跟进,否则便盖牌,如此你便局于赢方。所以,我记住每一种牌型的胜算机率并依此决定对策。这便是风险管理方法的精义所在,虽然我当时并不了解这点。

我曾经阅读一本约翰.斯卡耐写的书①,它间接改变了我的一生。他谈论许多欺骗的行为,并解释作弊的手法。我了解到:如果希望精通扑克,我必须学习如何识破作弊的手法。研究这项新知识时,我发现一家魔术碑戏的专卖店(卢塔嫩魔术店)。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影响我一生的人哈里.洛瑞恩。

哈里是扑克牌魔术最杰出的专家之一,他有关记忆技巧的许多著述使他享有盛名。我当时非常崇拜他,而且目前也是如此。他每一项技巧都是自己的创新发明,它们结合了意志、精力、智慧、练习与想象力、他是一位全然自创风格的人,我当时在许多方面都尽可能地模仿他。哈里不仅是我的偶像,他也是我的朋友,每周六我大多泡在卢.塔嫩,观赏他和其他魔术师的装演。

我不仅学习哈里的玩牌技巧,更重要的是他的记忆方法。为了练习玩牌的技巧,我随身都带着一副牌。我与女朋友去看电影时,我的左手会练习单手切牌.而右手就放在每一个16岁男孩与女朋友看电影时所应游走的位置。在16岁至20岁之间,我的收入颇丰,这主要来自于扑克赌局与牌技魔术表演。

然而,1965年下半年,我发现扑克赌博是一种处身于法律边缘的行业,显然不适合做为一生的职业。所以,我翻阅《纽约时报》的就业版,并发现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与证券交易员的收入最高——每年2万5干美元!因为我知道自己对于胜算的掌握技巧远胜过分析细胞或原子,于是我便前往珀欣公司&CO.担任报价的工作,目标则锁定为“华尔街”的交易员。实现我对自由的理想。

判读盘势的智慧

我开始观察金融领域内的成功操作技巧,并阅读所有相关书籍。在珀欣的期间,我的崇拜对象是米尔顿.利兹,他穿着雪白的订制衬衫与合身时西装,坐在高台上监看整个交易场所,他在我的心目中就像天神一般。当他通过麦克风喊“99!”时,这代表公司方面即将下单,而且必须优先处理。所有员工都会保持肃静而全神看着他,直到他下达类似如“以市价买进3000股电话股”的指令为止。

利兹被视为“看盘高手”(是指交易价格与数量的报导,但也泛指相关新闻的报导),但他通常都是根据新闻交易。他会监视“美联道琼社”与“路透社”的新闻报导,重要新闻发布时.他可以迅速判断而下单。几秒钟之内,场内经纪人便可以完成他的交易指令。由于他能够迅速判断新闻对市场的影响,再加上整体组织的配合,所以他总是可以掌握行情的先机,这便是他成功的理由。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人,交易记录极为杰出,尤其是记录中表现的一致性,虽然我从来不曾模仿他的交易方法,但他却是我心目中的成功偶像。我当时的最大愿望,便是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一位看盘高手。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著名交易员与投机者都是以“判读盘势”交易,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他们其中一员。我阅读这方面有限的书籍,并练习看盘,记忆许多不同股票的最近价位。通过不断的练习,我开始对市场产生感觉了。

现在的人们或许并不了解何谓“判读盘势”,它是现代技术分析的雏形。犹如目前的技术分析一样,判读盘势需要仰赖模式的认定。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异是,模式认定主要是依靠潜意识,而意识的判断相对较不重要。这犹如运动比赛一样,你停下来思考应该如何做时,你立刻会丧失注意力。你必须随时掌握所有因素,所以你无法根据意识反应。你必须同时观察10至40支股票,不断记忆先前的高、低价位,以及重要的成交量。同时你在潜意识中还必须知道价量跳动的速度与韵律、报价机的响声、个股发布新闻的频率、大盘指数与个股价格的变动、以及价格与成交量的模式。所有这些因素构成的潜意识结论,就是通常所谓的“市场直觉”。

由于知识的进步——尤其是电脑与通讯的技术——盘势判读已经是一种消失的艺术。目前,只要你的经济状况可以负担一套电脑化的报价信息系统,仅需按下几个键,便可以完全掌握过去所谓的“直觉知识”。你可以随时知道任何个股、类股、指数或期货的走势图,而且可以自动更新每次的价格跳动。配合某些电脑软件,你还可以画趋势线、设定买卖的警示价位。我相信,这种需要特殊才华的盘势判读能力,目前已经不切实际,而目也没有必要了;场内交易员或许是唯一的例外。因此,交易已经成为一种更开放而竞争更烈剧的领域。

然而,所有的看盘高手目前仍然掌握一项优势。拟定交易决策时,你必须绝对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但你还必须接受一项事实:市场可以证明你为错误。换言之,在被证明为错误前,你绝对正确。因此,你必须根据原则与法则交易,任何感觉或愿望都不得干涉这项程序。买进或卖空时,你都必须扪心自问。“在哪一个价位上,市场将证明我为错误?”一旦你决定这项价格,市场又触及此价位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你出场。这是最根本的法则:迅速认赔。在金融市场中发生重大亏损,最通常的理由便是因为人们违背这项法则。虽然无数书籍不断强调这项法则,并以各种不同方式解释,但人们仍然会犯相同的错误,这显示人类的天性实在非常难以捉摸。为了探索这方调问题。并提出适当的解释.我在本书第Ⅱ部分,讨论交易情绪与心理局面。

再回到远古的历史中。在珀欣工作期间,我晚上也到“皇后学院”进修经济学与财务学。此外,我也开始阅读《华尔街日报》,以及任何与金融市场相关的书籍。我在珀欣每周的工资是65美元。如此经过六个月,我转至“史坦普”担任统计方面的可怕工作。此处的待遇较高,每周90美元,但这项工作实在不适合我的个性,这里就如同图书馆般的寂静无声,每天花费数小时时间登录与调整数据。如果有人打个喷嚏,我都曾感激万分;这让我有机会打破令人窒息的寂静而说句:“老天保佑你!”。我犯了太多错误,所以我被解雇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上遭遇挫败,由于我当时实在太沮丧,所以我甚至没有感谢那位介绍我到此追求交易生涯的人,但我又踏上另一条类似的路。

非常幸运地,我在大学修习的会计学让我找到另一份簿记的工作。当时是1966年底,我来到美莱曼兄弟公司,此处总共有32位合伙人,我负责为其中12位合伙人整理帐目与交易记录。莱曼兄弟公司是一家主要的投资银行,它在许多投资中累积了庞大资产,例如:以每股4美分的价格大量买进利顿工业,并持有至每股价格为120美元。在莱曼兄弟工作,让我有机会实际观察投资银行的作业情况,并了解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参与者之——是如何操作股票与选择权的投资组合。于是,我逐渐明白选择权的运作方式,并因此成为选择权会计帐的专家。

我在莱曼兄弟学到一条我永生难以忘怀的经验。由于我负责登录帐目,所以我相当了解他们赚了多少钱。有一天登录帐目时,我发现莱曼兄弟不断为其信托基金买进超级电子的股票。当时我对于投资尚迥然无知,我猜想这家大投资机构应该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打电话给哈里.洛瑞恩,并把这件事告诉他。哈里听信我的说法,他以44美元的价位买进不少股票。在随后的几个月之内,我无助地看着股价一路跌至30美元。哈里最后卖出他的持股,总共亏损4万美元。我当时的感受远甚于我个人的任何损失。这是我最后一次建议朋友买进某支股票,但——不幸地——却不是最后一次误信别人“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建立头寸。然而,我确实学到了一项教训。不可基于帮助朋友的立场,免费提供任何有关市场的建议。在职业的立场上管理他人的资金,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即使这个人是你的朋友也是如此;如果发生亏损,这只不过是职业上的协定。然而,当你认为是在帮助朋友而提供建议,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实际的结果通常是伤害而不是帮助。

总之,我在莱曼兄弟工作的同时,仍继续研究,并利用哈里传授的记忆方法,熟记“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1458支股票代号。在1968年,向法勒.施米特公司应征工作时,我将这方面的技巧展示给负责应征的合伙人里基.伯格曼。在赞不绝口的情况下,里基录用了我,我也充满热忱地开始了我的交易生涯。

选择权交易

1968年选择权尚属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它们都在店头市场交易,而且没有统一的合约规格。让我进一步解释,股票选择权是一种合约,持有者有权利在既定期间内,根据一定的价格(履约价格),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的股票;买权选择权称为CALL卖权选择权称为PUT。1968年,每口合约的标准股数为100股(目前也是如此);履约价格通常都是选择权发行当时的股票市价;最普遍的合约期限是6个月又10天(这是因为一项投资至少必须持有6个月又1天,才可以申报长期资本利得税)。当时与目前的最大差异,是选择权的价格(权利金),它会随着时间与交易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报价。

某甲打电话给“ABC选择权公司”,要求提供OXY股票6个月又10天的买进选择权报价时,并不保证他可以根据报价买进该选择权。此外,如果他打电话给另一、两位交易商,他可能发现价格有20%~30%的差异!交易商提供给某甲的报价假定为每口合约225美元,这只是“参考价”而已,交易商随后将寻找愿意接受150美元~175美元价格的卖方。如果可以找到,交易商既可以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将低价买进的合约转卖给某甲。如果交易商无法在合理价格找到卖方,只能算运气不佳而毫无所得。

1968年至1970年我在法勒.施米特便是担任这种中介选择权的上作,每撮合一口合约可以赚取固定的佣金(6.25美元),稍后在“美国选择权公司”则是根据“中介价差”抽取某一百分率的佣金。在法勒.施米特工作期间,我也为一位客户斯塔雷特.斯蒂芬斯管理我的第一笔避险基金,他是我在莱曼兄弟服务时认识的客户。他拥有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投资组合,我建议他以卖权选择权避险。以取代直接卖空股票,于是他拨出5万美元的资金供我操作。当时,这是相当新颖的操作手法。卖权选择权可以提供一种具有杠杆效果的“保险功能”,并腾出资金做多。

这个基金确实发挥它的功能,1968年12月份股价出现顶部前,7月与8月便发生一波拉回的走势。非常不幸,斯塔雷特在1969年便去世了,恰巧是在1969~70年大空头市场正式展开前。由于他的过世,基金也随之解散。这是我第一次直接管理他人资金,也是我第一次从事避险交易,它使我有机会在市场中测试我判读盘势的能力。这次经验使我了解卖空交易的重要性——目前,这仍然是我的专长之一。

这笔基金解散后不久,当时处于1969年的空头市场,为了追求更大的独立交易空间,我离开法勤.施米特公司,前往“美国选择权公司”。因为当时处于空头行情中,公司方面不愿意在薪水上做承诺,管理阶层建议让我就撮合选择权的价差抽取固定百分率的佣金。我答应了,但我明白地告诉他们,我第一年便准备赚取10万美元的收入。我这么说相当于是一项警告,因为我知道公司副总裁每年的薪水才仅有2.5万美元,而且其他选择权交易员的年收入约为1.2万美元至1.5万美元之间。

经过6个月。我的佣金收入已经累计至5万美元。有一天,老板把我拉至一边,轻声告诉我,“维克,你干得不错,我打算让你开始领薪水。

“哦?”我说,“多少?”

“每年20000美元。”他答道,似乎这是给我很大的面子。

“但.....”我说,“我今年准备赚进10万美元,而且我已经完成一半了。”

“哦!没错,但我们准备成立一个按点数分红的奖金制度。你每销售一口合约,便可以得到一点。在年底的时候,我们提拨公司利润15%为奖金,每个交易员根据点数分红。”

“嗯”便是我的回答,但我的脑中立即浮现一些很明显的疑问,例如:如果公司没有获利怎么办?公司的获利又怎么计算?不用说,我开始寻找另一个更适当的猎场。3周之后,我开始在马什.布洛克管理一个股票与选择权的投资组合,并抽取50%的绩效奖金。一位好朋友(他最后也离开“美国选择权公司”)后来告诉我。我过去的老板在3周休假中打电话告诉他,“我们让维克领薪水完全是为他着想:他这个月好像很不高兴。”实在奇怪!他要求我减少80%的收人,而竟然还希望我觉得很高兴!这更强化我对于自由的向往。

在马氏.布洛克,我运用过去累积的盘势判读经验与选择权的知识,第一次利用股票与选择权来配合交易。一般来说,我去买进一个选择权的跨形价差交易合约,并根据盘势发展。随后再决定买进或卖空股票。跨形价差交易是由一对选择权构成:一单位的买权选择权与一单位的卖权选择权,它们的履约价格与到期时间完全相同。例如,假定XYZ股票目前市价是每股25美元,我认为它将跌至21美元。若以同业价格计算,我大约能以400美元的权利金(译按;100股),买进95天期的跨形价差交易。并等待弱势反弹来卖空股票。

如果股价上涨至27美元,我将在盘势转弱时卖空100股。选择权到期时,如果股价持续上涨至30美元,则我将根据25美元的合约价格履行买权选择权,并回补空头的股票头寸,这时候的卖权选择权将毫无价值,所以总共的亏损为200美元。(译按:选择权的成本为400美元,股票空头头寸损失300美元,履行买权选择权获利500美元,总共损失200美元)如果在选择权到期之前,股价正如我所预期地跌至21美元,则我将买进200股(译按:包括回补100股的空头头寸),并实现股票空头头寸的600美元利润。在这个时候,我仍然拥有200股的多头头寸(100股现股与买权选择权),其中100股现股可以锁定实出选择权的既得利润(译按;400美元),股价在选择权到期前,如果回升至25美元以上,买权选择权还可以获利。(译按;选择权的成本为400美元,股票空头头寸获利600美元,卖权选择权获利400美元,所以净获利为600美元,再加上买进选择权仍有获利的可能。)除此之外,我也可以在21美元的价位仅买进100股股票,实现股票空头头寸的利润600美元,并让选择权的跨形价差交易继续发挥功能。交易时,我永远要求“风险/获利”的比率至少为1:3。在我所采用的各种策略中,判断正确时,我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若发生错误,损失却相当有限——这便是资金管理的精义所在。

不幸地,我在马什.布洛克所获待遇几乎是“美国选择权公司”的翻版、唯一的差别仅是手段而已。当我收到每月损益表时,发觉我的“费用”大得荒唐。例如,我仅占用一条电话线。每个月却需分摊500美元的电话费!总之,我希望进一步控制我的管理费用。

经过6个月后,我认为唯有自行创业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华尔街”上的许多交易员显然都遭遇相同的处境;几乎我所认识而尊敬的每一位交易员,都准备承担风险与我一起工作。我找到一位提供资金的合伙人,并聘用一些“华尔街”最棒的交易员,于是“雷纳选择权公司”在1971年中正式开张。

独立的滋味

在雷纳的时期,我们以非常前卫的方式经营选择权业务。根据我的了解,我们是第一家提供明确报价与保证交割的经纪商/交易商,而且不为此收取较高的权利金。我们称此为“提供合理的明确报价”。如果我们不能在市场中找到既有的选择权合约撮合一笔交易。我们便自己销售选择权。我们的竞争对手认为,我们一定拥有庞大资本才可承担相关的风险。实际上,我们最初的资本仅有50万美元——其中营运资本为25万美元,公司的交易帐户为25万美元。我们的想法是,藉由明确报价与保证交割提高交易量,如此便可以吸收小额的亏损。这项策略确实有效。6个月内,根据我的了解,雷纳已经里全世界选择权店头市场的最大交易商。

1972年7月前,我负责管理公司,并与其他交易员共同从事选择权的中介业务;之后,我接替合伙人“操作存货”。“操作存货”是指管理雷纳的选择权与股票组合。这是我正式踏入独立交易员生涯的第一步。我第一次拥有完整的权利操作一个帐户,交易绩效列于表P2中,我正迈向一致性获利的目标。

1973年“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将选择权的合约规格标准化,于是我们丧失了竞争优势,因为我们过去的成功主要便是通过自己的程序将合约标准化。然而,我们买进交易所的三个席位,而且第一年交易量便占整个交易所的15%。一切非常顺利,但1975年7、8月间,我的主要合伙人在未经我的同意下,交易一笔非常庞大的头寸,并造成严重亏损。虽然公司交易帐户的情况相当理想,但因为我的合伙人发生亏损,所以我们被迫重组以符合最低资本的规定。

通过一些果断的处理,我们总算度过难关。我记得当时与吉姆会谈的情况,他在CBOE主管稽核的工作(吉姆后来也到国际证券,我们成为好朋友)。由于我的合伙人发生亏损。我们已经违反交易所的一些资本规定。吉姆是一位身材高大而粗扩的人,他看着我说,“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回答,“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会设法补足相关头寸的保证金。”

吉姆说,“好的,你有20分钟的时间考虑如何继续经营。”

我、吉姆.贝洛、以及发生亏损的合伙人一起走进隔壁房间协商。我买断这位主要合伙人的股权,补缴所需要的资金。我勉强让雷纳保持完整的状况,又继续经营了15个月,直至威登公司提出非常有利的条件接收我们公司,包括所有员工与我在内。在威登公司的期间,我成为“绩优热门股”——类似如IBM、NationalCashRegister、EastmanKodak等市场领导股——的大额交易员。我仍然将雷纳维持为一个独立的经营实体,我目前还是通过它交易。

在公司重组前,市场中出现某些状况,这是我交易生涯的重要转折与之一。我错失1974年10月初的急涨行情,以及随后出现的暴跌走势,后者使“道琼指数”在12月跌至12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几个月内,我还是勉强有所获利,但整体发展却令我十分震惊——我错失了一个大好的获利机会。我疏忽了什么?我需要接受什么教训才不致重蹈覆辙?我自问,“趋势究竟是什么?它有什么性质?它通常会持续多久?它向上或向下的幅度通常如何?修正的走势有何性质?它通常会持续多久?”于是,我开始研究以往疏忽的问题。

探究趋势的性质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首先必须界定、衡量、归纳所有趋势与修正走势,并设定一个标准做为“通常”的定义。1974年至1976年,我利用所有空闲时间研究市场历史,这些研究是以“道氏理论”为主轴,因为我认为这套理论对于市场走势的界定最明确。我根据的资料是罗伯特.雷亚在1939年过世以前的研究工作。我标示“道琼工业指数”与“道琼运输指数”由1896年至目前(我现今仍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所有趋势,将它们分别归纳为短期、中期与长期的趋势,衡量亡们的幅度与期间,并登录于表格中。然后,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将它们简化使我能够运用于交易格式,尤其是风险管理。本书后续章节会讨论如何运用这些资料。

这段期间我为自己的交易方法,建立起预测市场行为的根本观念,这种方法也适用于期货市场。毫无疑问地,我在这两年内获得的知识,是我在国际证券绩效突出最主要的原因。我最佳的月份是1982年9月,这也是国际证券当时的最佳单月交易记录,我管理的公司帐户当月获利是88万美元,而帐户的交易资本为100万美元,其他两个帐户的获利率大约也是如此。这个月份的巨额获利来自于一个行情预测,而这项预测直接引用了我在1974年至1976年之间发展的统汁方法与知识。

此处,我想谈论一段题外话。这两年的专心研究虽然使我在行情预测上获得重大突破,但我在个人生活上也付出惨重的代价。当时,我的女儿珍妮弗正处于关键的年龄(三岁至五岁),我几乎完全没有陪伴她。我由办公室回家,吃过饭后便直接进入书房继续研究。当她走进我的书房,我会不耐烦地赶她出去。完全忽略她非常需要她父亲的关怀与爱心,这是一项严重的错误,我们父女俩人到今天还在为此错误付出代价。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我一定会抽空多陪伴珍妮弗。

我提及这个件事并不是基于忏悔的缘故,而是希望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犹如我在“前言”中的说明,本书是希望协助读者在经济上与个人生活上获得成功。在我生命中的那一时刻,我未能综合这两方面,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生命应该是一种平衡而协调的过程,重点并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整体的快乐程度。

1974年以后,我在事业上的发展也不是完全没有挫折。1983年我同意管理一个4000万美元的基金维克托里伙伴基金。或许我当时有一点自以为了不起,或许是因为我想接受挑战,我将基金的累积获利目标设定为每年25%(扣除佣金之后),唯有操作绩效超过此标准时,我才收取报酬。第一年大盘下跌15%,基金的获利为13.3%。这意味着基金下一年度的获利率至少需要40%!

在1984年一1985年期间,市场的中期趋势非常不适台交易、价格没有什么波动,行情几乎是水平状发展,我被迫在短线上进出。虽然我其他三个交易帐户都处于获利状况,维克托里伙伴基金却发生13%的亏损,这主要是来自于佣金费用。在国际证券,我支付场内经纪商的费率,相当于目前法人机构适用的费率。然而,维克托里伙伴基金却必须支付零售的佣金费率大约高出5倍——在没有明显行情的市况下,短线进出便成为亏损的主要原因。另外,电脑程式交易也开始严重影响短期趋势的性质,使我多年来运用的交易法则完全不再适用。于是,我建议解散基金,我们在1986年正式解散基金.......一个惨痛的经验。

我预测行情时,并不是采用单一的分析方法。我永远会结合技术分析、统计方法以及经济基本面等因素,评估任何投机头寸的风险。唯有这三项因素相互配合时,我才会在市场中建立重要头寸。另外,根据我的经验,了解政府当局对于市场的既定或潜在干预态度,对投机的成败也有绝对的重要性。美国国会、总统、联邦准备理事会、外国政府以及外国中央银行,它们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你也必须能够了解。你不仅需要了解政府政策的影响,你也需要掌握主管当局负责人的个性与心态,并预期他们可能采取的政策。接下来几章,我会探讨这方面的问题、第Ⅱ部分则会深入解说。

自由的实现

1978年一位真正杰出的交易员霍华德.夏皮罗邀我至国际证券公司工作,于是我度过了一段最令我满意的日子。最初,我是支领薪水,并全权管理一个50万美元的交易帐户。1979年国际证券公司将我的职务变更为独立承包人,于是我成立了雨果证券公司,这是一家目前仍然存在的私人交易合伙公司。唯一的条件是:中际证券交易帐户的一切都是“50一50平均分摊”,包括获利、亏损与费用。这个条件也适用我管理的其他所有帐户。表p1所列的绩效,涵盖期间为1978年至1986年。这是我交易国际证券帐户的毛利(尚未扣除费用)。我自己也有一个交易帐户,但金额相对较小,另外还有个帐户,规模大约类似国际证券的帐户;所以,我实际的交易绩效大约两倍于表P1所列的数据。

国际证券的工作环境非常理想。我可以从事巨额交易,但除非发生亏损,否则完全不需动用自己的资金。由于营运上所具备的经济规模,这里提供的信息网路设备非常完美。我的上班时间完全自己决定,我可以掌握自己的交易获利,又可以完全根据自己方式生活。我已经找到我需要的自由。

我非常幸运能够与“华尔街”的一些顶尖交易员共事,包括:弗兰基.乔、夏皮罗以及其他人。我们虽然各有不同的交易风格。但除了少数人外,我们大都赚进非常可观的财富。然而,我观察许多不同交易员时,开始了解这个行业中的许多不同层面:那些在工作中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交易员,会付出严重的个人代价。我发现.某些在个别领域内的顶尖好手,基本上却非常不快乐,我希望知道何以如此。我想了解,如何在最广义的层面上获得成功。我获得的结论包含在第Ⅱ部分中。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86年9月份国际证券决定将公司股票上市,并解散交易部门。主要的理由是交易部门的获利,在季的基础上过于不稳定,公司方面担心,盈余不稳定可能对股价产生不良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根据我的了解,交易部门每年都有获利。我记得有一年,我们10个人便创造了3000万美元的收入。代表10个交易员便为公司带来约1500万美元的盈余。虽然如此.既然有了决定,便是我离开的时候。

我在1986年10月成立自己的办公室,并继续积极交易。在1988年1月,我决定成立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兰德管理公司,这便是我目前交易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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